个人简历

    1951年参加工作，中共党员，山西影协会员，副研究馆员。退休前曾从事工会工作，党的纪检工作，1997年退休前任运城机电工作学校党委书记。1958年从事业余摄影至今，曾著有《春华秋实》一书，摄影作品曾在《工人日报》、《山西日报》、《运城日报》等刊出。不少作品在全国、省、市举办的影展中入选，有的获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摄影伴随我一生
      贾五星 近照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－－－　纪念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５０周年

    我与摄影交情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之初，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。1957年的夏天，我在山西省万荣县工会工作时，是团县委机关一个同志启发了我学摄影，打那以后，摄影一直伴随着我。
    1958年“大跃进”年代，我所在的县工会不时要配合工人队伍敲锣打鼓到县委报喜。我就想把这些场面记录下来，在领导的支持下，公家花了30元钱买了一架简易照拍机。当时条件十分简陋，我蒙在桌子下冲冼，用手电筒曝光，但当一张张反映工人活动的照片制作出来以后，我感到十分喜悦。
    有了第一次拍照，就会有第二次，从此机关有什么活动，领导总叫我去拍照，我也不时的给县报、省报发稿，见报却寥寥无几。到了1961年，领导为我买了一架“海鸥”4B照相机，这一下鸟抢换炮，成天机不离身。记得有一次我下基层拍了几张反映如何发挥合同工作用的照片，发往北京《工人日报》，没几天就见报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央级报刊上刊登照片，在小县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。
1963年冬季，我的工作由县工会调到临汾晋南专区工会，离开原来单位，要与相伴数年的照相机告别，真有点恋恋不舍。可是，到了新单位领导对我说：“五星，大家知道你会照相，这个特长要发扬，你有照相机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原来用的是县工会的机子，临走时已经交了。”这位领导听了说：“那好办，不然另买一个，不多天,办公室的同志就把照相机递替到了我手。是架捷克产双镜头120照相机，我试拍了一下还行，又成了一个“机不离身”的人。在地区工作施展的空间大了,拍摄的机会多了,我顶烈日，冒风雪，前前后后拍了很多照片。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秋天，我去山西隰县采访话务员王振华、高伏珍“一帮一、一对红”的事迹。我为她两拍了照片，写了文章。照片在北京《工人日报》1965年9月刊出，一时引起轰动效应。好景没有多长，形势急转直下，1966年夏天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机关内外一片混乱，我把相机交给单位，再也没有机会拍照了。
    斗转星移，时局在混乱中到了1971年，原来管辖29个县的晋南大区，分为临汾、运城两个地区。我被分到运城，下放到运城地区农机大修厂，厂里当时的领导是省委一位下放干部，他家也有一架“海鸥”4B照相机，闲谈中知道我喜欢摄影，就对我说，往后厂里有什么事，就用我的相机拍照好了。由此我又重归“摄影人”队伍。1976年10月，随着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工会组织得到恢复，我又回到了地区工会工作。这次回到机关，单位新领导又让我把摄影搞起来。我结合工作拍照，有的派上用场办展览，有的见于省、地报刊，有的入选省、地影展。1988年我由工会调到地区纪委，我自费买了“美能达”单反相机，1993年又被地委派到运城地区一个中专学校担任党的基层领导工作，地位变了，但摄影一直伴随着我。
工作到龄退了，搞摄影不能退。1997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，现在已步入古稀之年，仍然不改初衷，积极主动参加省、市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一些摄影活动。虽说水平不高，但凭执著精神，促使我取得了微小进步。我的摄影作品《黄河娃》2004年入篇北京《民族魂·中国摄影艺术》画册。《东方红·延安》去年获北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书画联展一等奖，编入画册，并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。《老栈新客》今年入篇《今日中国·全国摄影艺术家精品大典》。我本人是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。摄影伴随我一生，虽历经坎坷，但无怨无悔。